于东平：职业教育的文化自信

12月4日-12月5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举行第八届年会，主题为“中国教育大变革”。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于东平在“普职分流论坛”上做了题为《职业教育的文化自信》的演讲，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

于东平 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大家好！感谢论坛提供这个平台，能够和各位交流。期望通过思想与观念的碰撞，解析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有助于解决多年的教育痼疾和教育内卷，评议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更新观念，打破学历枷锁，正确认识职业教育的规律与特点，解决面对职普分流如何解除家长焦虑，打破体制束缚，形成教育的新机制、新体制，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吸引力等等，这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我交流的题目是职业教育的尊严：文化自信。

想要弄清当前的热门话题，首先我们就要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第二是职业教育的学生为什么是差生、问题学生，产生的背景是什么？第三是如何看待两大职业教育壁垒森严，不是哥俩儿好。这里我需要说明，目前研究职业教育的观点大部分都是在普教系统内部的职业教育这个板块当中说的，我建议我们今后研究职业教育要把教育部所属的职业院校和人社部所属的技工技师院校合并一起，从大职业教育的观点来谈论职业教育。第四，所谓高端人才、低端人员的提法就是一种歧视，就是制造焦虑的根源。

一、社会的焦虑源于职业教育的导向不鲜明

职业教育具有自己独立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规律与特点，研究职业教育必须站在职业教育的立场来研究评价，不能用普通教育，即应试教育的观点立场规律、管理办法来研究职业教育，而恰恰这是当前研究指导职业教育的通病。

职业教育直接面对人生，十八大、十九大以及将要进入的第二个百年“十四五”的宏伟蓝图当中，习主席和中央领导都提出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然而我们的教育主体是应试教育，我们的教育主体宣传的是学历至上，唯一的出路就是学历。因此，我们的农村教育不是李鹏总理所说的那样，在兼顾升学的同时，重点要发展职业教育。我们的农村教育现在宣传的是考出去脱离贫困、考出去脱离大山，考出去就不要回来了，不谈发展职业教育，不谈如何建设家乡。我们如何培养自己的建设者？这就是很大的学历歧视，所造成的影响和焦虑恰恰传给了家长们，所以不是家长焦虑，而是学历歧视造成的焦虑。

“职教20条”第一句话就讲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黄炎培先生和成思危委员长都先后提过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成思危进一步解释，“我国教育这个大鸟如果一个翅膀，职业教育翅膀是病态的，这个大鸟不能起飞，我们教育的战车一轮不行，一轨不行，那么我们的教育就不能腾飞”。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没有很好的宣传，而因此造成这样一个焦虑。这个焦虑不是家长造成的，是我们应试教育造成的，是我们主流教育体系造成的。这是从宏观上来讲。

从微观上来讲，海淀的妈妈群、海淀的家长群前一段有这样的话语， “两眼一睁，开始竞争”，“抢占学习房，赢在起跑线”，这是家长的忧虑。家长的忧虑在于我们应试教育、在于我们学历歧视、在于我们学历唯一。他们创造的市场，他们创造的这样一个机遇，让培训机构去做这些事情。而培训机构恰恰抓住了应试教育的弱点，提出了“提升一分，干掉万人”。这个“万人”，我和清华的明天然博士算过，大家回去算，我就不说了，确确实实提高一分，干掉万人，多么残酷的竞争啊！秦海璐演的电影就讲了这句话，你们高三的学生能不好好学习嘛，你们就要提高一分，干掉万人。被干掉的万人就是那个牺牲品。我们的前辈先贤，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反对的就是走偏了的应试教育，走偏了的普通教育。

职业教育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却没有很好去宣传，因为我们没有主流教育体系有发言权，没有主流教育体系有领导权、指导权和财务权。所以职业教育的声音非常低，但是我们职业教育一直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高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样一个旗帜。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职业学校的学生都是在中小学被分数排队，被升学率排斥、淘汰的祖国花朵。大家都知道班主任到初三的时候告诉你，你不要参加中考了，你就上职业高中吧，然后拿他做例子，你们不好好学习就上职业高中。谁造成的职业教育低人一头！应试教育，走偏了的应试教育，所以才能造成这样的学历歧视，家长焦虑。

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考清华，他考北大，我烤我的面筋，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家长还焦虑吗？我们的同学们在中小学受到分数的排挤被斥为差生、问题学生，被打击。他们进入职业高中以后，我们拿他们当个宝，用职业道德、用职业指导来温暖他们，使这些受伤的祖国花朵成为迟开的玫瑰。他对于我们国家、对于家庭、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应试教育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说，我们中等职业教育伟大就在伟大在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德树人，我们应该大力的宣传和鼓励。“职教20条”第一句话，用我们老职教工作者解释，就是刚才专家说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要平起平坐，平分秋色。我们应该敢说这句话，应该大声的说出这句话，这就是职业教育的文化自信、尊严。

职业教育和应试教育价值取向不同。普通教育是学历教育、精英教育、系统的学科教育，评价的标准是分数、升学率、论文、科技成果，始终具有顽固的竞争性、排他性、淘汰性，放弃了大多数培育中的孩子，让他们作为分母，来选拔那些绝对值很小的精英，这样一个导向就让我们家长焦虑。而职业教育是技能教育、生活教育、生存教育，是民生，而民生是我们在第二个100年当中最重要的问题，评价的标准是职业道德、实用技能与专业知识、就业率，面对民生有教无类的职业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如果说要用职教生和大学生PK的话，职教生要用专业知识加技能与大学生PK。普通教育是以课本、课堂教学为主的系统的学科体系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和学术性，是关门办学。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高考，就是追求高考升学率，就是抛弃被分数淘汰的学生，用升学率掩盖了淘汰率。

要在动、走、转、变当中发展我们的职业教育，它是职业教育办学路径的经典之笔。在这里我要说，我们很多专家炒作概念，而不去谈实质问题。职教高考、职教本科、本科高考、本科职教，我请问，职教本科，你的大纲、你的教学计划、你的师资配备、你的管理等等，正常的职业教育规律的办学的东西，你拿得出来吗？我到现在没见到拿出来系统有效的文件，我们职业教育拿出来了。

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祥地是在福建马尾船政学堂，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创办职业教育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职业教育不和科举制度冲突。洋务运动的先驱们首先给清廷写了一个报告，不和科举制度冲突，只选举科举制度没有考上的15、16岁的聪颖少年。我们的老一辈都能明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别，我们今天怎么绕不过弯儿来呢！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上升渠道也不同。职业教育的上升渠道就是职业院校的学业资格。我说的学业资格，包括普通教育所属的职业教育，也包括人社部的技工技师学校。他们的上升渠道除了学业资格之外，技工、中高级技工；技师、中高级技师，工程师、中高级工程师等等。过去我们的八级工是非常好的，现在可惜没有了。如果这些技术人员需要学历，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完全可以学习数理化，去参加普通高考。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被学历捆绑。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上上下下几起几落，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历歧视，就在于我们普通教育以学历为主，用学历捆绑职业教育，所以造成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观点和碰撞，相信能够对我们下一步落实国家新的100年和“十四五”规划起到作用。

关于年龄问题，很多专家提出来年龄问题，说这些孩子们年龄小，建议高中毕业以后再分流。同志们，其实过去我们的家庭，孩子一般十二三岁就要离开家庭，18岁左右就已经创立自己的事业了。欧洲国家的职普分流也是相当于我们的初中后的阶段，这些国家的职业指导在中小学就已经开始了。由于我们过去过度强调学历，学历至上，我们的人生不是哪个阶段干哪个阶段的事情。这里我专门有一篇文章算了一笔账，就是说我们原来三十而立，现在我们孩子们是三十而立吗？我们的孩子四十而立就不错了，耽误了十年的青春，耽误了十年的家庭父母的血汗，造成了我们的孩子们四十而立。这个经济账，希望大家认真算算，大家要理智地算一笔账，花百万留学，回国月薪八千，他们自嘲为海归废物、海归弃儿。这些现象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二、职业教育的尊严——文化自信

鲁昕部长分别在2019年、2021年在山东枣庄两次讲到，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职业教育的发展结合起来，提出把我们职业教育的起源推到2000年以前的“班墨文化”，进而又上推到5000年以前的人类文明启蒙时期，为我们指出这是我们职业教育的根脉、根基、根本，卓越匠心之魂，职业教育的文化自信。之后又在北京昌职、北京丰职发表两次讲话，解读职业教育的尊严——文化自信。这些东西都使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职业教育是多么的伟大，是源远流长。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发展的血脉之一，根脉、根基、根本之源头，而应试教育仅仅出现在1300年前，晚于我们的职业教育，所以我们职业教育的同志们要有自信、自强、自尊。

我们职业教育还有红色基因。我们的红色基因就是留法勤工俭学，最新研究显示：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就是职业教育学校。留法勤工俭学教的就是职业教育，刘少奇学的木工，邓小平学的是铁工，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时才16岁。

第二个就是北京长辛店一周校中园内的小红楼，这个小红楼和北大红楼齐名。李大钊、毛主席等创建了北方的红星长辛店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先后送出100留法勤工俭学生。小红楼有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时间轴，做得非常好，希望同志们有机会去参观，它是我们北京市职业教育的德育基地。

谢谢。

作者简介：

于东平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曾任北京市教委职成处处长、北京市首批认证“教育管理”高级教师、北京老教育工作者总会职业教育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教育学会一帮一助教研究会副会长（原）、北京市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从事农村教育、职业教育五十余年，是来自基层的资深教育工作者；具有多年参与智力支边、教育扶贫的丰富经历，致力于“协助贫困地区提高普教师资同时，积极促进地方发展职业教育”的精准教育扶贫道路。曾主持编篡《北京市职业教育十年（北京科技出版社）》、主编《北京职业高中三十年（高教出版社）》。目前致力于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等先贤教育思想的守正、传承、发展、创新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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